浙江新闻：媒少女叩问两会①｜从红色管家到联合党委 基层治理如何人人参与？

全球化、市场化、城镇化、信息化浪潮叠加涌进的今天，人民群众的公平意识、民主意识、权利意识、法治意识乃至自我管理意识也在不断增强。

从城市到乡间，基层社会的矛盾和问题从原来的邻里纠纷等小问题，迅速演变为环境卫生、治安维稳、民政管理、物业服务等复杂问题。

如何在各种矛盾纠纷利益交织的基层社区，走出一条治理新路？

图为温州市人大代表徐翔（左二）、温州市政协委员吴之欧（左三）接受本端记者周琳子访谈

困局

中瑞曼哈屯，这个温州主城区首屈一指的高档住宅小区，汇聚了大量的社会精英。

杨国义一度庆幸来到了这里：进进出出的豪车，以及衣着光鲜的人们，总是挂着彬彬有礼的笑容。

在身为小区物业主任的杨国义看来，知识文化水平高的人，相对容易打交道，这几乎是服务行业的定律。

但这条定律，在中瑞曼哈屯小区并未成立。

彼时，温州瓯海、龙湾等地，因为业主拖欠物业，最终导致对簿公庭的案件屡见不鲜。甚至还有些地方，出现了业主集体联手赶物业出小区的极端案例。

杨国义很快发现，他的日子也不好过，总觉得怎么做服务都做不好。

哪个角落没扫干净，哪里坏了未及时修补，从指指点点，到联合声讨，参与的业主越来越多，以致于开始拒缴物业费。

“先把服务搞好了，才会缴纳物业费。”业主们的拒缴理由一致。

“物业费都收不过来，怎么搞服务？”杨国义则显得无奈。

僵持中，则是不断增长的欠费。

这几乎是一个死结，杨国义深深发愁。

差不多同时，远在数十公里外的永嘉县岩坦镇，镇党委书记徐翔也眉头紧锁。

过去一段时间，徐翔不得不奔走在镇里的岩坦村、坦一村和屿北村之间“调和”。

让三个村翻脸的是一条道路的修建，这条直抵屿北村的环山路，按照规划，从岩坦和坦一村的外围经过。

岩坦和坦一村村干部都认为，公路没有从村子里面经过，本村土地资源白白被占用，便宜了屿北村，明确予以反对。

彼时，屿北村正进行整村开发，打造文化旅游综合体。环山路如未能按期修建，将会影响整个项目的推进。

“好说歹说，两个村村干部改口称，‘路可以从他们里经过，但屿北村要拿出建路占用土地面积的三倍返还’，这一要求显然无法让屿北村接受，说到底还是不同意。”徐翔感叹，岩坦下辖80个行政村、1个居委会，是华东区域面积最大镇，修一条路都要这样折腾，整个镇的发展势必受连累。

公路的难题还没化解，2018年年初，永嘉县委县政府决定在岩坦镇这片“水长而美”、古韵“飘香”之地，勾勒出一条楠溪古韵乡村振兴示范带。通过复活舴艋舟的方式，用舴艋舟串联楠溪江沿岸的岩坦镇14个村庄，过去载人载货物，现在载游客，把这14个村联成一个整体发展，14个村中包括了正在闹别扭的屿北村、岩坦村和坦一村。

3个村已难以对付，现在要面对14个村，徐翔更头疼了。

“就好比一盘棋，14个村子的每一步，都要立足于全盘考虑，进行差异化布局，实现一村一品，不能由着自己性子来。” 徐翔开始思考，到底用什么方法把14个村紧紧绑定在一起，消除不同村间的分歧？

出路

杨国义的烦恼也是整个鹿城区的烦恼。

作为温州的中心城区，鹿城有物业的小区近500个，登记在册的物业服务企业120家，业委会数量也已超过300个，还有许多新建小区正在积极筹备成立业委会。

细细剖析下来，面临的问题还不小：街道、社区主管部门对住宅小区介入深，怕“越位”，导致社区、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三方缺乏主心骨，难以形成有效协调机制，三方责任边界不清、协同不畅，甚至有时互相矛盾、互相掣肘，党组织的作用发挥不充分；业委会选聘人选要求低、选聘程序不规范，缺乏有效监管，造成业委会成员考虑私利多，主动作为少，与物业矛盾多，难以争取业主权益，导致业主权益被边缘化；物业管理没有形成自上而下的监督管理机制。属地街道对物业管理存在畏难情绪，没有真正延伸至小区内，行业主管部门也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行业管理监督办法。

如何理顺社区、业委会、物业三方管理，形成和谐有序的基层治理模式？

鹿城应对的招法是，启动“红色管家”试点，以党建统领，加强街道（社区）对业主组织、物业服务企业的领导，协调整合辖区资源和社会力量，探索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围绕中瑞曼哈屯小区的日常管理，来自街道社区、物业和业主方的13名热心党员建立拓展型支部，召开联席会议，直面部分业主不满服务拒缴物业费等问题，积极商讨对策。

“联席会议上，业主代表给我们罗列了34项整改意见，支部成员一起联手克服整改中碰到的难题。”杨国义告诉记者，物业公司也自我加压推出党员服务队等系列举措，全面提升服务水平，从而改善了与业主的关系。被拖欠的物业费也陆续收回了。

徐翔也找到了办法。 负责基层党建工作的永嘉县委两新工委副书记、组织部副部长滕翀敏给他支招：“绑定各村，先绑定各村党支部。”让基层党组织联合搭台组建“联合党委”,实实在在解难题，是永嘉正在探索的基层组织建设新模式。

徐翔决定试试。

在永嘉县委县政府的帮助下，岩坦镇14个沿江行政村抱团成立楠溪源头田园综合体，组建楠溪源头田园综合体联合党委，设立了专门办公室，将14个村的党支部纳入其中。联合党委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由联合党委党委会集体讨论决定重大问题，旨在搭建起一个组织共建、资源共享、项目共推、活动共办的运行体系。

出任联合党委书记的是岩坦镇组织委员胡朝晖。“大家今后是一个发展综合体了，就像摊开的手掌，要紧紧地握一起。”面对14个村的党支部书记，胡朝晖一再向他们灌输抱团发展理念。

协调各村矛盾是联合党委的重要职责，胡朝晖把屿北村、岩坦村和坦一村的干部叫到一块儿，专门进行调解。

“产生分歧的根本原因无非是村与村之间的利益博弈，联合党委从整体做谋划，权衡各村利益，在推进屿北村项目时，也把岩坦村和坦一村的600多亩地纳入流转范围，问题很快迎刃而解。”胡朝晖说。

徐翔紧锁的眉头也舒展开了：有了联合党委来统领，不仅环山路得以顺利修建，14个村的抱团发展也顺风顺水。通过差异化布局，花漫源头、五彩前溪、屿北古村、嘉纳庄园等项目推进势如破竹。

远方

在中瑞曼哈屯小区等地初战告捷后，这种以社区党组织为领导核心，社区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商配合，辖区职能站所、两新组织等共同参与的“1+3+X”城市基层治理服务模式，正在越来越多的温州社区推行。2018年，温州全市76个开展“红色管家”试点的小区平均物业服务满意率从56.3%提高到86.5%。

鹿城方面开始有了更长远的思考：

一是要在党建引领小区治理的作用发挥途径上予以突破。通过开展“红色管家”工作已经将党组织建到小区内，发挥出党组织在小区治理中核心引领功能。小区中的党员理应在小区的各个领域发挥作用，要进一步加强“8小时外党员”的教育管理、先锋模范作用发挥。

二是要在指导监督业委会、物业的顶层设计上予以保障。社区党委、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三个主体之间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分工合作，相互配合，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和积极性。上级部门下一步要出台相关政策文件对居民的各项权益给予切实保障，同时加强物业方权益保障，如可以探讨建立业主居住信用管理制度，无故拒交物业服务费超过半年将与个人征信系统挂钩等。

三是要在解决改善老旧小区的管理服务上予以探索。对那些市场失灵、自治失效、物业弃管的无业委会无物业老旧小区，可以积极探索小区自管小组模式或政府购买进行兜底服务等。

而岩坦镇等地呈现的效果，让永嘉云岭乡等街道乡镇纷纷主动找上门。“大家都希望通过建立‘联合党委’机制，为地方各村间抱团发展添‘一把火’。”滕翀敏说。

滕翀敏也有着更长远的思考：随着联合党委内各村融合的加深，可否直接在内部通过“撤扩并”，使其真正成为一个整体？

“这样可将生产要素，在更大范围内优化配置，减少村级非生产性开支，对撤村建居和村规模调整工作也具有现实意义。”滕翀敏说，原来面临的村民思想难统一、村址选定难达共识、担心利益被平均化等方面的阻力，也会大大减小。

但在滕翀敏看来，尚在探索阶段的联合党委，眼下当务之急是牢固树立起在辖区内的领导地位，进一步做好基层治理和服务。他的下一步安排是：强化对联合党委党内组织生活和党员的学习教育；探索引入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模式，搭建各类治理服务平台，并将基层需求梳理打包进行项目化的运作；不断深化和完善联合党委民主议事和决策机制、民情搜集和快速反应机制、资源整合统筹等机制。

“通过持续深化融合，今后联合党委内各村一定真正成为一个整体。”滕翀敏信心满满地说。

“红色管家”和“联合党委”探索的基层治理模式也引发了温州市政协委员、温州大学法政学院副教授吴之欧的兴趣。

她和另一身份为温州市人大代表身份的徐翔均认为，“红色管家”和“联合党委”，运行的核心理念都是下放基层治理权限，让更多人参与进来，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美好家园，和数十年前的“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枫桥经验是一脉相承。

徐翔说，在农村基层，尤其邻里纠纷等小矛盾,如果不及时处理,就会引发更大矛盾。有些矛盾,积怨久了,就容易一触即发,要果断灭火。调解作为一种方便高效率、经济实用的纠纷处理方式,在处理邻里纠纷等矛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联合党委框架体制内，通过发动有经验的党员干部参与调解，能起到事半功倍作用。

对此，吴之欧也颇有感触。在她任教的温州高校园区，也面临着外国留学生如何更好融入当地生活等系列社会问题，现在有基层派出法庭、专业的医疗调解委员会等机构，而在他们高校，也有拥有专业心理辅导知识的大学生志愿者，常会前往禁毒教育基地对涉毒人员开展心理辅导，均取得了非常不错效果。因此，第三方介入力量除了经验，也需具备一定专业素养。

在吴之欧看来，近年来，在政府简政放权的改革中，政府通过购买服务，将具有专业性、技术性的公共服务领域的工作移交给社会主体，特别是在社会组织的服务和监管领域，逐步建立起第三方评估机制。政府与第三方评估机构协同进行社会组织治理，共同致力于促进社会组织的发展，是未来社会治理改革的方向。

记者 戚祥浩 通讯员 黄琴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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